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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永利赌场五男童闷死垃圾箱

gecimao 发表于 2017-05-12 16:54 | 查看: | 回复:

五男童闷死垃圾箱

一 、垃圾箱里的男孩

孙庆英,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一名83岁的老太太,耳朵不是很灵光。她的生活和同龄人不一般,三个儿子实在贫穷,所以她还得拾捡废品,补贴家用。

11月16日,星期五,当早晨上学的孩子叽叽喳喳从家门前经过时,孙老太收拾妥帖,出门,右拐,爬坡,上了学院路,颤巍巍穿过斑马线,到了路对面。学院路是七星关区最为气派的主干道,道两侧在去年移植了银杏树。

路口附近的银杏树下渐次摆放着三个绿白相间的垃圾箱,两旧一新。每个垃圾箱高150公分许,宽约130公分许,有两扇箱门,可闭合。

孙老太每天早晨都要赶在清洁工之前,将垃圾箱里的“宝贝”淘走。

第一个垃圾箱敞开。她用小锄头从里面扒拉出一些没有烧尽的煤球。她小房子的左角落里堆满了大小不一的煤球。

第二个垃圾箱敞开。她从里面拾捡起两个康师傅红茶瓶子。她小房子的右角落里堆满了塑料瓶。

第三个垃圾箱禁闭。她费力掀开箱门,凑近,里面有五个男娃,5到10岁,脏兮兮,穿蓝色雨靴。一个破旧的沙罐放在他们中间,罐内有燃烧过的木头。她用小锄头拨了拨几个孩子,没有反应。

孙老太想起来了,这五个男孩前几天还曾到她家附近的一个废弃的民宅里生火取暖,当时一个男孩手里挥舞着羽毛球拍玩。

“其中一个孩子的鼻子和嘴巴还在冒泡泡。”她开始喊叫起来:“怪了,出事了。”

垃圾箱斜前方就是一排档口,经营五金、机电之类,档口后方不足五十米则是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和流仓桥派出所。

孙老太的喊叫声引来了很多人,他们目睹垃圾箱里的情景后,都跟着喊叫起来。派出所来人了,封锁了现场。救护车到场,很快,五个男孩被证实死亡,送至毕节市殡仪馆。那个新垃圾箱也被警方拖走了。

17日,毕节市委宣传部对外通报,省市警方成立的调查组正在展开调查,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已排除他杀的可能。

“这些娃儿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我们左右的人啊。”做笔录时,孙老太一个劲儿地问。?

二、最后的晚餐

沿流仓桥办事处再向西走约百米,就是毕节学院。一个小型的农贸市场紧挨着学院。

农贸市场实际上是一条宽约6米的小巷子,两边摆满了摊桌,主要出售各类小吃、瓜果菜蔬,消费人群都是毕节学院的学生。每天早晨3点多,摊贩们就开始营业,直至晚上10点多钟。

当孙老太的喊叫声招致动静时,农贸市场的摊贩们也跑了过去,一看究竟。有人认出了那五个男童。

“他们在市场附近晃悠了差不多三个星期。”一个卖炒栗子、熟花生的大爷说。

“他们几个抱着一个皮球玩,听他们口音应该是苗族。”一个卖炸豆腐、煮土豆的老妇人说。

“他们一会儿说家在大方(毕节市下一个县),一会儿又说来自戈座(七星关区下一个偏远的村子)。问多了,他们就不耐烦。”一个推着四轮车卖玉米的大嫂说。

农贸市场里的摊贩说,五个男孩流浪期间,常穿着单衣,围在餐馆门外的火炉旁烤火,白天他们则会到市区乞讨,有时会偷些干粮和小额钱财。晚上住在当地电视塔下、地下通道或街道废弃的封闭空间里。

垃圾箱所在位置后方是一道围墙,圈起了一个长满野草的小山坡。围墙上有一个豁口,五个男孩就在豁口边用废弃雨篷布、水泥砖及三合板搭建起窝棚。出事前,五个男孩都夜宿于此。

围墙东边是一个正在施工中的工地。一栋高档楼层年底就能完工。农贸市场的摊贩们说,天冷后,男孩们在窝棚里生火取暖,这激怒了工地的人,他们害怕火患,就把男孩们给赶走了。

这个窝棚还能找到,只是已坍塌。水泥砖上还有燃烧过后的痕迹。一只羽毛球拍隐没在窝棚边的草丛里。

摊贩们推测,小男孩们失去窝棚后,为避寒,就躲进了那个新的垃圾箱。

11月15日晚,大约6点多。小男孩们又出现在农贸市场。他们有一张20元整的纸币,从一个卖小吃的大嫂那里要了一碗白米饭。

“一碗饭两元钱,五个人共吃。”大嫂说。

那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三、陶氏兄弟

3天之后,11月19日夜,贵州毕节市委宣传部门向社会公布了他们核实确认后的5名男孩身份信息:

陶中林(13岁),父亲为陶进友;陶中井(家人称“陶中金”,12岁),陶中红(11岁),父亲为陶学元;陶冲(13岁),陶波(9岁),父亲为陶元伍。三个父亲为同胞兄弟。

他们都是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团结组人。这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仿佛被时代遗弃的一个苗寨。

穷困是村民的共同特点。山坡上开垦出来的几分薄地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仅够口粮。寨子里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女都在外打工。

除了贫穷,擦枪岩村人口繁衍亦是惊人。平均每户都有三个孩子。陶氏一族尤为典型。

老大陶进财生养了五个孩子。

老二陶进友生养了七个孩子。出事的陶中林是他的四儿子。

老三未婚。

老四陶学元生养四个孩子。出事的陶中井、陶中红是他的二儿子、三儿子。

老五陶元伍生养三个孩子。出事的陶冲、陶波是他的二儿子、三儿子。

子女多多并未带来财富,相反,陶氏兄弟倒是村里经济状况最糟糕的一族。

陶进财与儿子合盖了一栋瓦房。但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

陶进友和陶元伍还住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土胚房里。每人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土胚房住着三代人。放置一张床后,几无余地。

陶学元将危房改造成了一栋式样怪异的两层瓦房。屋内空空如也。

陶进财及陶进友年纪大了,都在家务农。

陶学元夫妇及长女一直在深圳捡垃圾。

去年11月后,陶元伍带着大儿子也去深圳捡垃圾。他老婆离开了他,另嫁。夫妇曾议定,大儿子跟随父亲,二儿子及三儿子跟随母亲。但这位母亲违背了约定。

事实上,大伯陶进财成了陶中井、陶中红、陶冲、陶波的监护人。不过,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如何在山坡上劈出更多的地块,生计毕竟大家庭最大的问题。

四、疯长的男孩们

11月5日,星期一,海子街镇干沟小学六年级课堂不见陶中井。

“他不爱学习,成绩很差,爱逃学,经常考几分,倒数第一。”他的同学说。

第二天,干沟小学校长周旺及一名女教师来到来到陶进财家,告知陶中井又逃学了。陶进财与陶进友这才发现,五个男孩都不见了。

五个男孩子中,只有陶中井是在校学生。陶冲、陶波没有读书。陶进财说,没有户口,不能入学。

为何没有户口?“上户口,政府要收钱。交不起。”

这在当地不是一个秘密。

据人民网2011年11月报道,“如今毕节市许多乡镇成千上万的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原因是各地学校要求孩子家长出示乡政府开据的计划生育证明,家长去乡政府开这个证明要交500元钱,很多家长交不起或不愿交。千余名家长赴毕节市委、市政府上访。”

此事曝光后,外界哗然。后毕节市教育部门作出答复:“毕节市委、市政府未明文规定或会议安排所辖乡(镇、办事处)把学生入学与收取政策外生育社会抚养费挂钩。但经过调查,部分乡镇把小学学生入学与收取政策外生育社会抚养费挂钩的情况部分属实。学生凭开具的计划生育证明报名入学,这种做法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

就这样,陶冲、陶波整天到处“游”。

陶进财说,过年时,陶元伍也没有回家,只是寄些钱,他帮两个侄子买了十几斤大米,熬粥喝,没有菜,只有盐巴。

陶中井、陶中红的境况也差不多。父母过年也没回家。平日里,兄弟俩要自己上山拾柴火,熬粥喝,偶尔能吃上一顿煮土豆。

陶中红本在干沟小学上一年级。去年离家出走,悄悄跑到外婆家住了半个月,后被学校开除。

陶中林在去年春节后就不再去学校了。在家帮助父亲放牛。他之前在干沟小学读三年级。

陶进财说,五个侄子去年年底曾一起出走近一个月,家人曾到附近镇街寻觅,无果,所幸后被当地政府送回。

今年以来,五个男孩消停了近十个月。直到11月4日下午,他们来到前屋吕老太家,想拉上她孙子一道“出去混”。吕老太发现及时,喝止了孙子。

五个男孩就往后山跑去。他们就像山头的野草,在萧瑟的雨雾中肆意摇摆、疯长。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村里。

五、罪过

陶进财及陶进友问遍亲友,皆无五个男孩下落。

11月19日,陶进友被当地官员带到市区。陶学元及陶元伍亦于当日被毕节市政府从深圳接回。他们到殡仪馆确认了五个男孩的身份。

20日凌晨2点,五个男孩遗体被火化。

陶进友说,孩子出走第二天,他就到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有无排查?他们拒绝应答。

五个男孩为什么没有去救助站?为何未被每日巡查的工作组及时发现?毕节市宣传部提供的通稿回避了这一点。

五个男孩是否曾被当地民政部门救助?毕节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负责人陶进称,民政部门已向警方提供了2011年以来救助过的流浪儿童名单,5人是否在名单中,还需指纹比对。但一位内部人士提供的照片显示:2011年12月27日至2012年1月10日,五名男童曾在七星关区民政局安置点住过。

事发前半个月,9月30日,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刚刚印发了《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细则规定“公安、民政、卫生、城管以及镇乡办事处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应及时告知、引导、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到区民政部门,特别是做好在党政机关、交通要道、城市广场等处流浪乞讨人员的引导、护送工作。”

11月20日,毕节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停职检查。免去张羿区教育局党组书记职务,免去焦中华区民政局党组书记职务,免去穆元兴海子街镇党委副书记职务,免去三人相应的教育局局长、民政局局长、海子街镇镇长职务;免去刘洪玺海子街镇副镇长职务;责成海子街镇党委免去吴康琴海子街镇中心校校长职务,免去周旺擦枪岩村干沟小学校长职务。

20日晚,毕节官方称,这起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已基本结束,民政部门慰问了家属并留下慰问金。此事当中,家长也存在监护失职问题,政府可能不会考虑追究家长的责任。

毕节警方称,五个男孩系取暖时一氧化碳中毒致死。11月15日,毕节市最低气温6℃。

那天入夜后,天下起毛毛雨,分外寒冷。毕节市区却一片辉煌。入城主干道至卷烟厂后方的山头,皆遍植银杏树,树上彩灯璀璨。

这时,五个男孩在封闭的垃圾箱内点燃了树枝。

孙庆英还不知道他们全都殒命。说着说着,老太太就会掩面而泣。好像最先发现五个男孩是她的罪过。



评:落后的生养观念;赤贫的村落;留守儿童;政府滥收费,不能入学;警方的不作为;救助条例的空谈……在这场悲剧中,父母、学校、乡政府、警察、民政部门、漠然的民众集体合谋,”杀死”了五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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